徐闻对这一现象洞若观火。
“今日江南，学子若不入某书院，便无登第之望；若无士族荐举，便无仕进之门，此非王朝养才，乃门第选官也！”
他深知，这样的教育体系，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割据”。
不是兵戎造反，而是“以笔为刀”，在道义与声望之下挑战朝廷威严。
书院的危害，主要体现于三端：
一、削弱皇权，坐大地方。
书院由地方豪强出资，自设规矩，常年与地方官府平起平坐。
甚至许多书院掌教，对官员指手画脚，号称“士林清议”，实则干政之举。
他们以讲学为名，实为“教育自治”，实质上架空了社学，撕裂了中央自上而下的教化网络。
二、助长党争，败坏纲纪。
最为典型者，莫过于历史上的东林党人。
明朝后期的东林党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。
他们以书院为据点，鼓动“清议”，频频上疏弹劾权臣，口号响亮，却常裹挟私怨，借道德之名进行政治报复，致使朝政掣肘，台谏交恶，君相离心。
而书院之下，士子众多、门生遍布，结党成风。
“座主门生”之制在书院大行其道，导致“举贤不公、仕途成局”，破坏科举制度的初衷。
三、固化阶层，断绝寒门。
朱元璋创社学，本欲“使贫贱子弟亦能读书入仕”，然而世族书院盛行后，寒门子弟便被挤出教育体系之外。
书院以门第荐才、以族亲资助，考试内容亦趋功利，只为应试之道，不讲大义之理，更不顾下层之需。
即便后世如王阳明等高士，也尝试开办下层书院（如稽山、龙冈），广纳寒门，但终敌不过士绅财力所筑起的壁垒。
徐闻在奏疏中斩钉截铁言道：“士林党争之祸，胜于边患之兵，官学废弛，私学横行，此朝纲之蚀骨之毒也！”
“若王朝之下有‘第二讲堂’，则必有第二权柄，社学不兴，王道不立！”
于是徐闻一道政令，取缔江南三十六座大书院，拆除者、封闭者、焚毁者不一而足。
那座传承百年的“西湖讲舍”，当众捣毁；“曲园书堂”藏书五千卷，一把火烧得干净；
至于“王氏书庄”，更被指为“图谋书乱”的据点，院长就地斩首，讲生流徙西域。
百姓目睹此景，无不惊惧：
“这可真是‘书生误国，书院通敌’啊！”
紧接着，徐闻下令：“今后江南诸地学堂，须由朝廷设立，名曰‘社学’，由地方官直接监管，设教官、课程、督学使，严禁私讲。”
“所授之学，以律、法、算、农为主，儒经为辅，禁讲异议之论，禁引反政之文。”
一时间，江南大小州府，皆建“社学署”，旧日书院一夜之间成为废墟，讲席未冷便已换人。
原本讲学清议、围炉论政的士子，如今只许识字写账、学农织布。
再也没人敢问“君道”“天理”，连“孟子”都被勒令删减。
第二步，是重编学籍，划清身份。
徐闻深知，江南士林之所以根深蒂固，不在学识，而在于世袭门第、门生故旧横跨官场。
于是他设立“南籍清理司”，一一核查江南士人底册。
凡三代内与曾参与罢市抗税的江南商贾往来者、曾与旧王家、贺家通婚者，皆划为“商后”，取消读书应试资格。
更甚者，凡在书院中任教过、讲课过、参与捐资修学的士绅，一律列为“士绅胄系”，登记造册，不得再受“学仕之恩”。
这一招，等于斩断了整个江南旧士族通往仕途的路。
他们不能再出仕，不能再荐举，不许开学堂，不许出版文章，甚至不能在家中教子读书。
“读书？读了也白读，你儿子也不能应试。”
徐闻没有杀他们，却让他们从此无声。
这比砍头还狠。
第三步，是动用巨资，彻底改造学制。
此前江南查抄富商、王贺两家时，抄得财产白银数千万两、田地数万顷、金玉无数。
朝廷本打算充作国库，但徐闻力争道：
“士林废坏，须以新学重建，方不误大计。钱财多在江南，也应花在江南。”
成化帝沉吟再三，准其所奏。
徐闻随即设立“江南新学总署”，动用三千万两白银，用于以下数项：
兴建官学社学两千一百三十七所，从苏州到徽州，自设教官体系。
大修文庙、律堂、习艺所，不再主祭孔孟，而供奉“律祖”“农圣”“兵师”。
招募寒门子弟入学，规定凡贫户子弟，入学全免，每人每月发米三斗、布一匹。
刊刻新教科书三十余部，废旧章句，以律政、实用、吏治为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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